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综述

　　编者按：值此抗战胜利75周年的重要时刻，为了深化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为了纪念中国军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抗战文献数据平台隆重推出了九三特辑。欢迎有兴趣的学友到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探索发现更多文献，进一步深化根据地研究。

　　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建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唯一的根据地，成为南方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长达13年之久，其中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中，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备受重视，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成果作以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以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领域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对一个领域的研究，如果没有完整系统的资料做基础，要出高质量的成果是不可想象的。上世纪80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的研究之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因为许多学界前辈在陕甘宁边区史的资料整理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目前为止，边区的史料整理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几个大的领域，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陕甘宁边区的史料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目前整理和出版的资料(包括内部资料)主要有: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一1991年陆续出版)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资料。全书共14辑，主要收录了从1937年9月至1950年1月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形成的重要文件和电报等。这套资料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比较全面的反映了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容。第二，本书所选材料绝大部分来源于陕西省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真实可靠。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一1985年陆续出版)也是一部综合性资料。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不同的是，该书资料主要来源于《红色中华报》、《解放日报》、《抗日根据地政策条例汇集》(陕甘宁之部)、《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集》、《陕甘宁边区重要政策法令汇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条例》等。因此，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是一部全面反映抗战时期边区经济建设的大型资料。这部资料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许毅、星光“组织和领导各地财政部门，会同档案馆和有关高等院校，展开的对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之一。“此项工作无论从文化积累还是从科学研究角度来讲，都是很有价值的”。该资料由总论、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互助合作、生产自给、人民生活九个部分构成，共400余万字，内容详实。这部资料的最大特点是按经济部门进行分类编辑，各编自成体系，使读者对边区经济发展脉络一目了然，是研究陕甘宁边区经济史最重要的参考文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1986年陆续出版)是一部反映1935年10月至1950年陕甘宁边区工商税收为主的资料，全书共10册，300万字。主要收录的是工商税收方针政策、法令、条例、规章、制度、办法、工作总结、调查报告、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与工商税收密切相关的财经方面的史料。该书的材料来源于陕西省档案馆馆藏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和《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群众日报》等边区出版的报刊，是反映边区工商税收最详实资料。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的《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是一部专门研究边区教育的资料，主要特点是全面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发展历程，包括教育方针和政策(主要是国民教育方面的)、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在职干部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等六个方面。这套资料是研究边区教育问题和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必备参考文献。1989年至1994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组织人员编辑了一部大型资料，包括《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陕西省档案馆内部资料，)，与前面资料不同的是，这套资料是边区党的系统的资料。这套资料从1924年中共在陕西建立组织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党务而外，还涉及到边区的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其中绝大多数是从未面世的原始档案。特别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有许多当时西北局的调查研究材料，对研究边区政治、经济是十分珍贵的。

　　除以上几部大型文献资料外，一些部门、行业还编辑出版了陕甘宁边区史研究资料。如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的《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下))(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张杨主编的《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和中央档案馆编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谢箱主编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革命根据地军工丛书编审组编的《陕甘宁边区》(兵器工业出版社，1990年)，中央党校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发行，1985年)，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等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延安地区供销合作社等单位编的《南区合作社史料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陕西、甘肃的地方党史、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部门也编辑出版了一些陕甘宁边区的研究资料。如甘肃庆阳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共13种，约500万字，是一部大型的研究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地方性文献资料，主要包括陇东苏区的创立、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党的建设、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陇东根据地人民的军事斗争、陇东根据地党的统战工作、陇东根据地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陇东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陇东根据地的文教卫生事业、陇东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等。同时，近20年来，还出版了一些有关陕甘宁边区的调查报告、回忆录、日记、文集、年谱等，如张闻天在1942年写的《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蔡树藩等1942年写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温济泽等编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谢觉哉的《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中央档案馆等编《林伯渠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5月)，顾龙生编著的《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等数十种。从以上出版的资料来看，边区史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资料体系。

　　边区档案、报刊资料、个人回忆和日记的整理与出版，直接推动了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多来，共出版专门研究边区的学术专著4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包括国外学者在国内发表的论文)，涉及到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

　　全面研究陕甘宁边区的有房成祥、黄兆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雷云峰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史》(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年)，这两部著作比较全面的研究了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历程;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时期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丛书》，其中有宋金寿主编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7月)，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及边区在抗战中的地位作了全面研究。同时，一些学者对陕甘宁边区的一些领域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经济类主要有:星光、张杨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编的《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财政部税务总局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长编—陕甘宁边区部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 )))(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政治类主要有:宋金寿、李忠全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胡民新等编著《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杨永华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永华、方克勤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法律出版社，1987年)，郑生涛著的《陕甘宁边区的对外政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肖周录著的《延安时期边区人权保障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的《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求实出版社1982年6月)，李智勇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等。

　　概括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边区史研究方面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一)边区历史地位的研究。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西北苏维埃根据地，它既是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又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出发点，因此，有着很重要的历史地位。对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最早做出评价的是毛泽东，他在1945年就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论述。潘富盈认为西北根据地的建立，使毛泽东红色政权的理论在西北得到具体体现；打开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大好局面，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配合和支援了各路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中共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作了必要的准备。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房成祥、黄兆安主编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史》持同样的观点，认为西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北方经过红军游击战争创建起来的根据地，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一个范例；把一批国民党军队吸引到自己周围，对南方各路主力红军向西北的战略转移起了有力的配合和支援的作用。宋金寿在《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一书的开头就讲到，西北苏维埃根据地的存在，“对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发展，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战的发动，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笔者认为“落脚点”和“出发点”是对西北根据地历史地位最中肯的评价。

　　一些学者认为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的实验区，也是新中国的模型。于学仁总结了中共在边区的历史经验，认为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的模型。林健成从历史沿革、全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根据地建设的模范、新中国的模型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边区的历史地位，认为，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时间之长、典型性之强、内容之广都是其他根据地所不及的。因此，它的经验就更为完整和丰富。中共正是在这块“实验区”的土地上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经验，并造就了大批会搞建设事业的干部，所以后来就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全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故而作为新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是当之无愧的。刘义程、匡胜认为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试验区，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它又是新中国的雏型”。另外，李忠全也论述了边区的历史与作用。

　　(二)边区政治史的研究

　　民主建政是抗战时期边区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因此受到学者的关注。陈先初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是研究民主建政的重要论文，虽然研究的是整个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问题，但对陕甘宁边区政权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文章认为，抗战时期，基于夺取抗战胜利以及推进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对民主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推行民选制度，在政权组织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切实建立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帮忙政府”等，将民主政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还不十分完善，但却为战后特别是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历史的经验。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既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政权，又不同于国民党政权，它是一个有着强烈时代特征的政权，因此，边区政权的性质、构成和特点是学术界关注的主要话题。关于边区政权的性质，1987年8月，在边区政府成立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曾有过争论，概括起来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说边区是国民党领导下的地方政府。认为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共两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边区在行政上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在军事上与国民党军队统一编制并领取国民党政府的军铜。因此，边区实际上执行着一个地方政府的职能。第二种看法说边区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联合政府。认为边区政府是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产物，是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它受国民党行政上的领导，但边区在自身建设上与国统区完全不同。因此，边区政府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特殊政权形式。第三种看法说边区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认为边区政府受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谈不上是“一国两制”。国民党在所有实际问题上都无权插手，完全没有发言权。边区政府是苏维埃政府的继续和深入，是新中国的雏形。从边区史研究的进展状况来看，第三种观点成为主流，而且逐渐趋于一致。

　　宋金寿、李忠全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对边区的政权作了全面研究，关于边区政权的构成，他们指出边区政权由三部分组成，即参议会、政府和法院。参议会是边区抗日民主制度的主要组织形式，它有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创制和复决边区单行法规的权力，因此，它是边区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边区政府是边区的最高行政机关;法院是边区的司法机关。边区的政权结构模式，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三权鼎立”，也不同于国民政府的“五权宪法”，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时人称之为“两权半”，即立法、行政的独立和司法的“半独立”。熊宇良对边区统一战线政权的形成、选举制度、施政纲领、参议会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李智勇对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权形态的特点作了研究。他认为边区政权有以下几个特点:1.“隶属”于南京，成为国民政府序列的一个特别行政区；2.“两权半”是边区政权的独特结构，即立法、行政权的独立和司法权的“半独立”的政权结构模式，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三权鼎立”(即立法、司法、行政独立)，也不同于国民政府的“五权宪法”(即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离)，是很独特的;3.“三三制”包容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4.“精兵简政”使政权成本与社会负担的均衡;5.实行中共党的“一元化”的绝对领导;6.边区政权形态带有明显的实验性质，它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战后新国家建设构想的全面实验和尝试。

　　关于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特点，任中和把抗日民主政权同国民党政权和苏维埃政权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和国民党政权相比，边区政权有四个不同特点:1.政权的阶级基础不同，2.政权的性质不同，3.政权的组织形式不同，4.政权的作用不同；和苏维埃政权相比，有六个不同特点:1.实行民主与专政的范围不同，2.政权形式不同，3.选举制度不同，4.最高政府机关的隶属关系不同，5.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不同，6.政权的任务不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是消灭一切封建剥削的民主革命；而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任务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现在看来作者的一些观点尚有商榷的余地。王志民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国体作了研究，他指出陕甘宁边区政权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突出特点，就是真正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度。作者认为:“陕甘宁边区政权的国体，准确地说，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其突出特点，就是抗日与民主相结合。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三制”是抗战时期边区各级政权组织的主要形式，也是边区政治民主化的标志。王永祥认为，“三三制”的提出，与中共一贯坚持的民主立场和敌后政权建设的现实以及国统区以中间力量为主要成分的民主宪政运动的政治意向是分不开的，这两个方面在抗日救国共同目标下契合，使政权“三三制”成为既适合中共与中间势力的共同愿望与要求，又使反共顽固派的反对失去凭籍的最佳选择方案。“三三制”所体现的是以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为基础，以实行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充分保障鼓舞抗日阶级、阶层的广泛民主权利，实现中共与其他抗日党派真诚合作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乃至对立，成为抗日根据地具有自己特色的完整的民主政治制度。关于“三三制”提出的问题，宋金寿指出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提出了“三三制”的原则。“三三制”原则的具体目的一是推动全国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二是为了争取中间派，以孤立顽固派；三是中共用以约束自己，加强党对于政权领导中的一种积极措施。由于“三三制”在边区的实施，协调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发展；改变了中共对政权工作的领导方式，加重了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责任。陈昌保论述了边区政权的特色，其中认为在“三三制”政权中，“实行共产党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制度不变”，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十分注意及时向边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政府如有重要决定或重大举措，须经西北局批准，或事先征得西北局同意，然后才能颁布执行。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还要上报中共中央的批准或同意。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抗战时期中共民主制度的尝试，学者关注的主要是其性质。高青山认为参议会是具有人民代表会议性质的机构，它代表人民议事管事，具有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和罢免权，是同级政权机关中的最高权力机关。靳铭、曾鹿平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边区参议会制度创立的历史背景，三届参议会的历史进程，参议会与抗日民主政权，参议会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参议会的立法，参议会与“三三制”政权，参议会与“精兵简政”等问题。认为参议会是边区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时间最长、最为完善的民主制度，对于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促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特别是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扩大中共在国统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和声望，对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建国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法制建设是政权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边区作为一个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法制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杨永华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是一部全面反映边区法制建设的重要著作。另外，蓝全普编著的《解放区法规概要》，其中对边区颁布的一些重要法规作了论述，涉及到边区颁布的国家法、刑法、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诉讼法、经济法等门类。同时，有一些专题研究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边区的法制建设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徐增满认为在边区存在的十多年时间里，共制定和颁行了64个类别、数量达千件以上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按当时的标准划分为宪法、刑法、民法和诉讼法等几个部门。边区的法制主旨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法制精神，依靠群众的法制路线，保障民主的法制原则，依据政策的法制方针，求实创新的法制作风，反帝反封建的法制内容。韩松、肖周录从社会背景、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等几个方面对1945年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破产处理办法》作了论述。认为“这一立法是我国法制史上光辉的一页，它表明了我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运用破产法律手段处理社会经济事务”。钟庆祥以黄可功案件的角度论述了陕甘宁边区民主法制的特点杨永华论述了边区人权法律产生的背景、人权的法律概念，总结了边区保障人权的历史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推动边区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颁布了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交通等一系列经济法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法规体系。黄正林对此作了论述，认为这些经济法规有着很强的时代特征，它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领导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因此，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主张。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规范了社会经济秩序，推动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保护了各种经济成份的合法权益;并为新中国经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抗战时期边区为了根据地毒害，相继颁布了一些禁毒法规，齐霏对此做了研究，认为这些禁毒法规比较完整、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禁毒政策，内容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方面。抗日根据地禁毒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禁毒政策在根据地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根据地内的各种毒品犯罪活动，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健康水平，从人力物力上支援了抗日战争。

　　(三)边区经济史的研究

　　对边区经济的总体研究。80年代初，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学术界就把研究视野转向对边区经济结构的研究。刘昭豪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构成、性质和特点作了研究。他认为边区经济主要由政府或机关、学校、部队经营的公营经济，建立在私有制上的集体活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地主经济五种经济成分组成。“这五种经济成份的存在是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要求的。前四种构成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各种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致是:个体经济占首要地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第二位，公营经济占第三位，合作经济占第四位，地主经济占第五位。边区的经济构成决定了边区的经济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质上是“新资本主义经济”。文章还对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所包含的各种经济成份的特点作了分析。阎庆生、黄正林论述了边区的农村经济，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为促进农业产生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包括减租减息、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推广植棉、兴修农田水利、举办农业贷款、提高农业技术、组织农村劳动力、发展畜牧业等8个方面。随着农业的发展，边区的农村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使边区农村形成了农工商贸的经济结构。农村经济的发展，促使边区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满足了群众自给的需要，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为边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为边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抗战时期边区农村经济之所以得到发展的原因是:第一，边区农村生产力得到一定的解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二，边区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赵刚印认为讨论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认为大生产运动触动了凝固的陕北农村社会，改变着破败的陕北乡村的面貌，其整体发展出现转机，陕甘宁地区的人口发展、经济组织、社会结构均开始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边区农民传统的社会观念、思想意识也因之发生着改变。

　　合作社是陕甘宁边区集体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在边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李祥瑞在《合作社经济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一文对边区的合作社进行了量化研究，其结论是:1944年，边区338700多个全劳动力已有81100多个组织到各种类型的农业互助组织之中，占全劳动力总数的2400;其它如消费、生产、运输、信用、医药、教育等合作社4212个，参加社员245800多户，占边区总户数的80%左右。通过量化研究，作者认为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把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部队、机关、学校人员组织起来，开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商品流通，调剂有无，这对于发展边区经济，战胜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实现丰衣足食，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边区经济史的研究中，更多的注重了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而忽视了边区私营经济的研究。到了90年代，边区的私营经济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许建平论述了边区发展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发展状况以及特点、作用和意义。指出边区私营经济的发展说明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已经走向成熟。作者对边区私营经济发展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允许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有很强的适应性，能促进生产率的发展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具有积极的意义。王致中、魏丽英认为，在经济建设中，边区为了实现由苏维埃时期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到扶植发展的转变，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造。边区政府在鼓励私人商业资本的发展中，除反对放任自流囤积垄断外，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国家资本在整个市场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边区私营工业的发展，其资本来源具有多元的复杂性质，并非完全是私人资本，这是边区私人资本主义性质工业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边区制定了合理可行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对促进边区工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战时军民需要，促进边区生产和突破经济封锁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都生产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另外，龙汉武、桂新平对陕甘宁边区的战时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

　　对减租减息和土地问题的研究。减租减息政策是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后来又写进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基本的土地政策。作为敌后抗战的首席根据地是如何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学术界给予了很多的关注。肖一平、郭德宏认为，抗战时期土地政策的改变，是中共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向国民党作出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上的让步。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会出现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成绩巨大，意义深远。首先，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使广大农民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翻了身，大大巩固了工农联盟;其次，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抗日热潮，使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参政，有力地支援了民族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其三，发展和巩固了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各阶级共同抗日；其四，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农工商业地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其五，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有利于革命地变化，为将来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研究的是全国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但对研究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具有指导意义。汪玉凯指出边区的减租减息，对于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区，主要是调整贫、富、中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对于未分配土地的区域，则主要是削弱封建剥削关系，保证农民的租佃权，从而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支援抗战，是执行减租减息的重点。1940年前，边区的减租减息并没有真正动手去做，原因是:从客观上看，抗战初期边区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国民党政权，给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从主观上看，抗战初期党内曾经发生过的右倾,想影响了减租减息的贯彻执行，有些党员干部怕因减租减息得罪了地主，妨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往往把减租减息停留在口头或书面宣传上。1941年，边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边区减租减息政策趋于完善。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理草案》颁布后，减租减息在边区得到了彻底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农村土地关系的变化。孔永松认为中共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时地主动提出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转变为国民党政策法令中曾提出过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但这又是有条件的让步，是在不改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抗日政府的法律、法令削弱封建势力，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种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实行的特殊的土地政策，是综合“革命”与“改良”的两重性政策。它的革命性在于没有放弃解放农村生产力这一根本的方面，而只是改变解放农民土地问题的方式，使土地问题的解决服从于民族战争的需要，是在一贯坚定的土地政策之下的自觉让步。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边区的地主减少了对于中共发动抗日的阻力。它的改良性在于它只是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彻底地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对边区农业的研究。较早从宏观上对边区农业进行研究的是张扬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主要论述了边区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和政策。他认为虽然抗战时期，边区关于农业生产的某些方针政策和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但是他的许多方针政策是实事求是的，是总结了群众的丰富实践经验，又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是符合农业生产客观规律的，因而具有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抗战时期，边区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经济，制定政策，发放农业贷款，阎庆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边区农贷的特征是:1.贫困的勤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是边区农贷发放的主要对象，体现了农贷支持贫困农民发展生产的原则；2.政府发放农贷与农民自筹资金相结合；3.采取了以实物放贷和实物收贷的方法。农贷在发展边区农村经济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边区农村的阶级结构，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农贷把边区金融事业同农村经济结合起来，推动了金融、贸易事业的发展。阎庆生还研究了边区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的问题。认为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是抗战时期边区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它对边区经济发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都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客观上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在开发和利用可耕地时，没有来得及考虑生态问题，使大片森林遭到砍伐，围猎活动使一些野生动物在边区绝迹等。当然，由于战争、国民党的封锁而造成的经济困难，使得生存成为当时边区优先考虑的问题，忽略生态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加上人们当时保护生态的意识不强，因此，在开发利用可耕地时，没有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开垦，致使出现了毁林开荒的现象。“奖励移民”是边区经济建设中又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孙业礼的《论抗战时期移民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文章认为，边区的移民包括四个部分:从外部迁入边区的农民；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来边区做买卖的商人；边区内部从人口稠密地区迁到人口稀少地区的农民。移民不仅推动了边区农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劳动力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黄正林认为抗日战争期间，边区存在着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分布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大生产运动兴起后，边区展开了一个以增加粮食为主的垦荒运动，使劳动力更加显得不足。边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对农业劳动力资源进行整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组织起来，使其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二是通过移民政策，把地少人多地区的过剩农业劳动力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区，同时把国统区和沦陷区流动到边区的难民安置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在对乡村农业劳动力进行整合时出现了曲折与反复，反映了国家政权在制定行政制度和法律时，如果不考虑民间社会传统，必然和民间固有的，约定成俗的惯行发生矛盾和冲突。当这种矛盾与冲突得到调适时，国家政策就容易被民间社会所接受，推行起来就顺利的多。通过研究表明，延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对建国以后农业以及农村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对边区工业的研究。边区的工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战结束时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阎庆生对边区的工业建设进行了分期论述，认为边区工业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初创和起步(1937-1940—)、稳步发展(1941-1942)、工业品可以达到基本自给或半自给(1943 -1945)三个阶段。边区具有工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边区重视工业建设、整风运动为工业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开展劳动竞赛是边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侯天岚论述了公营工业发展的概况，认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是边区公营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方针。黄正林认为手工业是边区自救性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手工业的增长中，政府政策和政治动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边区手工业的经营方式，是在传统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一种新的经营体制。这种新体制既包含了传统的形态，又吸收了现代企业的经营观念，把股份制引入手工业生产的经营和管理。政府权力和民间传统相结合的经营模式，成为边区手工业经营中的一个特色。手工业的增长改变了边区乡村原来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引发了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推动了乡村小城镇和集市贸易的形成以及乡村商业的活跃。

　　盐业是抗战时期边区的支柱产业之一，在边区经济建设和对外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祥瑞对边区盐的产销及其经济地位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和西北局、边区政府对盐的产、运、销给予了极大的注意，从而在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黄正林认为边区在盐业经营中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1940年前边区的盐业生产、运输、销售都是自流的，政府只征少量的盐税。之后，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盐务局，对盐的生产、运输、销售进行管理。边区政府积极开发这一资源优势，使盐成为边区经济的支柱产业。抗战时期，盐业发展在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稳定边区金融秩序，平抑物价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李芳论述了知识分子与抗战时期边区的工业建设问题。

　　对边区商业的研究。李祥瑞研究了抗战时期边区的公营商业。认为边区的公营商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年7月一1940年12月是自流的、单纯采购性质的阶段:1941年1月一1942年12月是从自流向管理贸易的过度阶段；1943年1月一 1945年8月是从部分管理带全部管理阶段。边区公营商业分为政府统一经营的和各机关、部队、学校分散经营的两类。陈志杰认为皖南事变后，边区的公营商业由供给型转为经营型，虽然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不少问题，但其经营方式、手段得以进一步丰富，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客观上为克服经济、财政困难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对边区金融事业的研究。边区银行是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陕甘宁边区金融史》是一部全面论述边区金融的专著，该书根据边区历史发展的特点，把边区的金融事业发展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即土地革命时期(1934-1937年7月)、抗战初期(1937年7月一1940年)、抗战困难时期(1941-1942年)、抗战反攻胜利时期(1943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一1947年3月)、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4月一1949年9月)。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特点，分别论述了边区货币发行的政策、任务和银行业务。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边区货币政策、银行业务等的变迁过程。有一些专题论文对边区的金融事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李祥瑞认为抗战时期，边区的财政、金融和生产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经济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银行事业占有显著地位。边区银行事业的发展，对于打破外部封锁，发展边区经济，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夺取抗战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姚会元认为边区银行的业务范围是多方面的，并不只局限于金融，它除从事金融业外，还兼管商业和贸易。边区货币发行的方针是1.坚决遵循和紧紧围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2.实行独立自主，独占货币发行；3.坚持了对敌经济斗争需要的发行原则。任学岭分析了边区政府在边、法币斗争中所采取的措施，总结了边、法币斗争的历史经验。黄正林对边区边钞发行的背景，光华券、边币和券币的发行过程和数量，边钞发行中存在的问题，边区银行业务和边钞发行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认为平衡贸易、稳定金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边区货币发行过程中最基本的方针。边区银行业务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开展汇兑、代理金库、管理外汇和金银、发放贷款和建立信用合作社等六个方面。边钞的发行，解决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巩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扶持了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边区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在政治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抗战时期，货币贬值与物价上涨是影响边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一个突出问题。学者就边区物价上涨的情况和原因作了探讨。于松晶、薛薇的研究表明，1945年上半年延安物价指数达到战前1937年上半年的一万四千多倍。高西莲认为由于边区对国统区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贸易上的关联性，使得边、法币比价和物价问题从边币一开始发行，就成为困扰边区金融工作的首要问题。造成边、法币比价和物价波动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外部原因是边区在经济上对国统区有很大的依赖性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内部原因是1.边区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与剧增的社会需求矛盾是导致比价与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2.商品流通量的减少与货币发行量的激增，是促发比价与物价波动的直接原因；3.出入口贸易的不平衡是造成比价与物价波动的重要原因；4.公商林立，市场混乱，对比价与物价的波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边币、法币同流，牌价政策死板，是影响比价与物价波动的重要因素。

　　对边区财政的研究。财政问题是边区经济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也是学者关注较多的问题。星光研究了抗日根据地财政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作者认为根据地财政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37-1939年是根据地的财政初建，主要工作是筹粮筹款，征收田赋、公粮、税收和发行公债等;1940 -1942年是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经过军民的艰苦努力，终于克服了困难，度过了难关，并在实践中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1943 -1945年是财政经济好转时期。根据地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树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实行公平合理的与发展经济的税收政策；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坚持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相结合和精兵简政的原则等。由于上述政策的贯彻执行，根据地公私经济均有较快的发展，因此财源增加，经济好转，支持了艰苦持久的抗战。刘秉扬指出抗战期间边区的财政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抗战开始到皖南事变，是边区财政的创建时期；第二个时期，皖南事变后到抗战胜利，是边区财政进一步发展及财政政策日趋成熟时期。

　　关于税收的研究。税收是国家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抗战时期，特别是皖南事变后，边区对税收十分重视，颁布了一系列税收法规，建立了完整的税收体制，使税收成为边区的主要财政来源。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边区的税收进行了研究。阎庆生、黄正林较为全面研究边区税收的文章，内容包括税收政策、税收种类、法律制度、税收管理、税收的历史地位等。边区税收政策的基本内容包括:按照统一累进的原则征税，使80%以上的人民能够负担抗日经费;征税以保护边区经济和边区对战时物资需要为原则，对必需品进入边区课以低税或免税，对非必需品课以高税或禁止入口；税收以取之有道，公平合理为原则。边区税收的种类主要有农业税和工商税(货物税、营业税、牲畜斗佣、盐税等)。税收在边区经济建设、财政收入和配合对外经济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俊良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商业税收作了研究，认为边区的工商业税收是随着国内革命政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大致以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为界，1936年5月至1941年1月为初创时期，其后到 1945年8月是完善时期。边区建立和发展工商业税制的必要性和所制定的总方针及其具体政策，都反映了边区财政与经济关系的客观规律。它是合理的，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它作为有力的经济杠杆，曾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农业税是边区的主要税种，学者对此作了有意义的探讨。章蓬、齐矿铸总结了边区农业税收特点的五个方面:一是农业税收以“兼顾”为原则，既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政府与军队的需要，又注意农民的局部利益和自身消费需要与负担能力；二是税收工作以生产发展，农民生活逐步改善为前提;三是执行轻税政策，以实现农民的体养生息为目的;四是简化征收手续以方便农民;五是农业税采用有地区差别的累进税率，以平衡农民负担。黄正林、文月琴认为抗战争时期边区向农民征收农业收益税主要是征收救国公粮。救国公粮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居民的一项主要负担。从法理上看，救国公粮的征收标准以统一累进为原则，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这一原则并不起作用，即救国公粮征收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皖南事变前，一些基层干部为了超额完成公粮任务，曾侵害了部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对交纳救国公粮一度产生了抵触情绪。皖南事变后，一方面，边区不断地修正公粮征收条例，改革征收办法，使各阶层的负担趋于公平合理;另一方面，为了彻底解决救国公粮征收中的一些弊端，从1943年开始边区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没有在边区完全推行开来。

　　(四)边区社会史的研究

　　在边区社会史研究中，胡新民、李忠全、阎树声编著的《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涉及了许多边区社会问题，户籍管理与人口统计、自然灾害与救灾贩济、婚姻习俗与妇女儿童保护、民间陋俗的改革与社会新风尚的树立等。朱汉国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的一些章节论述了边区的社会史内容，如《三种政权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社会问题及其治理》、《民国社会的变迁》等章节均涉及到对边区的社会问题研究。同时，发表了一些有关边区社会史的专题论文，对其所涉猎的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主要有:黄正林通过对边区的人口流动、社会意识和习俗的变迁、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的研究表明:1.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人口流动频繁，主要是移民和难民人口，占边区总人口的18.700；还有军事人口和文化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对边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边区民众的民族意识比抗战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妇女缠足等陋习废除了；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人身自由、婚姻自由和参政的权利。3.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工商业在农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在边区已经形成。4.边区的阶级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地主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贫雇农逐渐减少，富农和中农成为边区的主要阶级成份。作者还论述了中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通过改造使边区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主经济受到了削弱，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向合作制经济转变；通过选举树立了新的乡村权威，普通民众成为乡村权力主角；社会教育使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逐步形成；普及教育使穷人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乡村社会一改过去土匪横行的局面，民众有了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一些社会陋习被新的社会风俗所取代;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使民众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派相比，中共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要深刻的多，正因为这样，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才取得了成功，而且代表了未来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方向。

　　禁毒工作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有学者进行了讨论。齐霏认为陕甘宁边区成功的禁烟禁毒运动，基本上革除了社会恶习，挖掉了人民病弱的祸根，它对于增进人民的健康，节约社会财富，发展农业生产，进而从人力物力上支援革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新中国禁烟禁毒积累了经验。陕甘宁边区的禁烟禁毒运动不仅在中国禁毒史上应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中国当今进行的禁毒斗争必然会产生深刻影响。齐霏还讨论了边区禁毒斗争的历史启示。赵胜也论述了边区的禁毒问题。

　　社会保障工作是陕甘宁边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代耕是解决抗属农业劳动力不足的一个主要办法，宿志刚对此作了研究，认为代耕是根据地政权实行的帮助没有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的抗工属和退伍军人代耕、代种、代管、代收的制度。在陕甘宁边区，它是诸多优抗措施中最中心的方式。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条例和细则，制定了代耕原则、代耕办法、代耕方式及加强代耕的组织领导和思想教育等措施。代耕的实施，对改善抗工属及退伍军人的生活，稳定军心，激励士气乃至抗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边区的代耕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政治特征和全民性、长期性等时代特色。杨志文把边区的社会保障分为三个阶段，即组织和理论准备阶段(1935年10月一1937年6月)、多方筹资保障阶段(1937年7月一1940年10月)、自主保障阶段(C 1940年11月一1946年6月)。边区的社会保障政策包括社会优抚政策、社会救济政策、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政策。他认为从总体上来看，陕甘宁边区的社会保障是低水平、低层次的，社会保障政策在个别时期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救灾工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冬梅以晋察冀边区为主论述了根据地的救灾工作，其中一些内容也涉及到陕甘宁边区。认为根据地在加强救灾制度建设的同时，充分调动政府、社会、个人诸方面的力量，采取消极手段和积极救灾措施以提高防灾抗灾的能力。卓有成效的救济工作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作用，而且为建国后救灾体制的建构和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也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得到了解决，一些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赵文认为抗战期间，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收买、勾结、组织和利用边区以外的土匪，进行各种扰乱活动，进攻边区政府，此外，战争、灾荒、哥老会的存在和边区基层政府工作的失误也是造成土匪问题的主要因素。从土匪的构成上来看，多为不参加生产的流氓，生活上无法解决的普通农民，还有少数革命叛徒(逃兵)，以及哥老会中最落后的分子。从土匪的活动方式来区分，有一般抢劫性的土匪和有政治背景、政治企图的惯匪、股匪。匪患严重地影响到了抗日后方的巩固，为此，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对土匪问题的解决，制定了一系列标本兼治的清匪政策和措施，包括:大力提高干部政治文化素质，力求消除、减少各种工作失误，扶贫济困，做好安置、救济移难民和灾民的工作；加强群众的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改造社会不良现象；积极开展武装剿匪等。由于措施得力，到1943年1月，边区的土匪已全部被肃清。土匪问题的解决，使边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了保障，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陈舜卿认为劳模运动是中共领导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特别是生产建设中所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创造典型和推广典型的运动，由于劳模运动的开展，大大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黄正林对边区解决乡村社会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牛防、康喜平论述了边区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人口特征和人口政策。认为为了适应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针对边区人口数量少，素质低下以及分布不均衡的实际状况，采取了一系列诸如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推广医药卫生合作制，保护妇女儿童，招徕外来难民，有组织进行边区内部移民，大力发展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等有效措施，以增加边区人口总量和提高人口素质。经过几年的努力，边区的人口状况有了很大改善，给边区各条战线带来了勃勃生机。温金童、李飞龙从医疗史的角度对边区的卫生防疫做了论述，认为边区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制定了卫生防疫的方针政策，大力开展卫生宣传，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卫生组织。使广大群众学到了卫生知识，增强了卫生观念，从而使边区的人畜发病率、死亡率都逐渐下降。

　　(五)边区教育史的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抗战建国和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学者主要对边区教育发展过程、方针和政策等问题作了探讨。任钟印认为，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改革。第一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8月小学法的颁布，第二阶段是从中小学实行正规化开始到1942年底，以1942年底边区高干会议为起点到抗战结束为第三阶段。两次改革是抗战初期的教育改革这次教育改革的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国防教育的政策，彻底改革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旧方法，建立适应抗日战争需要，适应边区人民需要的新的教育制度。边区高干会议开始了第二次教育改革的序幕，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清算了教育发展中教条主义和不切实际的正规化，使边区教育摆正了各类教育的位置。通过第二次改革，边区教育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郑涵慧论述了抗战时期边区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对边区教育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沈绍辉从教育宗旨、方针、学制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成绩考核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对边区的师范教育作了论述。苗均全、刘东朝从办学指导思想、教学原则、办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和校园文化生活等五个方面对延安大学的办学特色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张秦英、刘汉华认为边区社会教育有这样一些特点:1.社会教育与抗战、生产紧密结合；2.依靠小学校进行社会教育；3.党、政、军及群众团体都办社会教育;4.社会教育依靠群众自己来办；杨文忠论述了边区义务教育立法的历史。

　　社会教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黄正林对此作了研究，认为社会目标是在实现扫盲教育的同时，对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及中共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激励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其终极目的是要民众对中共政权以及各项政策的最大限度的认可。因此，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既是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又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的政治动员，而后者显得更突出、更重要。民众在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组织和生活模式等，民众也逐渐脱离了旧权威的势力范围。因此，社会教育提高了民众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共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王国红论述了边区乡村妇女教育的问题。

　　(六)边区文化史的研究

　　边区文化史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的领域，这方面的成果不多。董汉河认为，抗战时期中国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在大后方武汉(武汉失守后在重庆)，一个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在延安，由于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指导思想和文化政策的正确，边区文化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讲，发展是极为迅速的，既有非常直接和明显的功利效果，又有深远的意义。边区文化发展的主要条件就在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对文化的发展起了直接保障和推动作用。而边区文化的发展又直接帮助了抗日战争，粉碎了日寇的文化进攻，抵制了资产阶级的文化侵蚀，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素质。

　　赵立彬从一个新的视角，在近代中国文化争论的广阔背景下对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作了研究。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是对近代中国文化出路的正确选择，具有真理性；是与实践紧密联系的，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为归宿，具有指导性;是在与文化上的种种错误思潮斗争的过程中确立的，是对近代中国文化争论的总结性回答，具有针对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经过在延安时期的培育，逐渐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成熟的根本主张，挟革命洪流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随着40年代末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也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彻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从以上的综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第一，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的一个高峰时期。这期间，有计划、有组织地编辑出版了一批大型资料，如《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等。就笔者所作的《陕甘宁边区研究论著索引》所检索的情况来看，大约70%的论著出版、发表在这一时期。第二，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资料整理也集中在抗战时期，而对抗战前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边区史研究较少。第三，就研究内容而言，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和经济史两个方面，而对社会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第四，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边区史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陕甘宁边区史的研究，也存在着不足。一是对资料的运用不够，一些资料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如中央档案馆和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辑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这里面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包括抗战时期西北局研究室对边区政治、经济等的调查和研究，许多研究者忽视了这些资料的价值。如果在今后的研究中，扩大研读资料的视野，必将有助对边区史研究的深化。

　　二是对边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不够。虽然，90年代后期以来，边区社会史研究受到学者的某些关注，但涉及的问题不多，而且不够深入。边区社会史的许多内容值得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如妇女与民族觉醒、战争时期的婚姻问题、战争与社会流动、乡村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教育文化与社会变迁、社会教育与民众观念的变迁、社会控制与乡村权力重建、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等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三是许多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在边区史的研究中，涉及较多的是政权史和经济史研究，但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深度欠佳。如在政权研究中，“三三制”最引人注目，但研究者总是在“三分之一”与“三分之二”上绕圈子。而边区民主人士李鼎铭早在1942年4月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实行三三制，把数字摆出来是容易的，但主要的却在贯彻三三制的精神。”所以，在中共对边区实行绝对领导的体制下，“三三制’，精神究竟如何体现出来，体现的程度如何?在“三三制”政权体制下，中共如何实现其绝对领导职能，边区如何处理党政关系的?这些问题在边区政权史的研究中是不能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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